从17世纪起一直到19世纪初，欧洲始终呈现一种各国纷争、君王互相冲突和倾轧的局面。先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及其千变万化的补充和修正条款，而后又是《维也纳条约》（1815年）及其各种补充条款。另一方面则是帆船的越海远航，将欧洲的影响带到全世界。与此同时，人类的知识正在逐步发展，在欧洲和欧洲化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清晰。

这一发展并没有与政治生活发生进一步的联系。17世纪至18世纪这200年间，并没有在政治方面形成什么明显的、直接的后果，也没有对大众的思想造成很深的影响。直到后来，尤其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一发展的后果才充分显露出来，而且主要是在一个繁荣的、有着独立精神的小范围世界中。如果没有英国人所谓的“中产绅士”们，科学方法就不会首先在希腊出现，也不会日后在欧洲复兴。在这个哲学和科学思想重新昂扬的时代，大学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绝非主要作用。各项研究主要依靠资助，而受到资助的研究往往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和保守性，缺乏对发明创造的推动和支持，除非得到某种独立精神的鼓舞。

前面我们曾经叙述了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及其在实现培根的“新大西岛”之梦方面所起的作用。在18世纪，有关物质和运动的一般性概念得到了极大的阐明，数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自然史的分类得到更新，解剖学得以复活。由亚里士多德设想，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预示的地质学这门学科，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工作，即对岩石记录进行解释。

物理学的进步在冶金技术上发挥了作用，改进了这项技术，使铁和其他原料的更大规模、更大胆的制造成为可能，因而推动了某些实际的发明。新的更多种类的机器不断涌现，终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

1804年，英国工程师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把瓦特的蒸汽机应用于运输业，制成了第一台火车头。1825年，位于英国斯托克顿和达林顿之间的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火车之父”斯蒂芬森（gee

stephenson）制造的车头“火箭”号能够拖着13吨重的货车，以44英里的时速在铁轨上奔驰。1830年以后，铁路迅速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中叶，铁路网已遍布整个欧洲。

长期以来，作为人类生活固定条件的陆上运输，突然出现了新的最高速度。拿破仑在俄罗斯惨遭失败之后，曾用了312个小时，才从维尔纽斯

附近回到巴黎，行程约1400英里。他用尽了一切便利的条件，平均每小时也不过走了5英里，倘若是一个平常的旅客，恐怕用两倍的时间也走不完这段路程。这个速度大致相当于公元1世纪罗马与高卢之间旅行的最高速度。突然间，速度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铁路把这条路线上任何一位普通旅客的旅程都缩短到了48小时以内。换句话说，铁路把欧洲各主要交通路线的用时都缩短到了以往的十分之一，把以前一个政府所能管辖的地区面积扩大了十倍。

1804年，英国工程师特里维西克把瓦特的蒸汽机应用于运输业，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实际运作的蒸汽机车，为19世纪蒸汽动力机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充分意义在欧洲还有待人们去实现。在欧洲，跑马和公路时代划定的国界网至今犹存；而在美洲，铁路的好处则是立竿见影的。对于正在向西扩张的美利坚合众国，铁路的出现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在多远的边疆属地，人们都可以穿越大陆直接抵达华盛顿。铁路也意味着统一，否则，维持这样辽阔地域的统一是不可能的。

轮船的出现要比蒸汽机车更早一些。1802年，“夏洛特·丹达斯”号轮船已航行于苏格兰的克莱德运河之上。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rob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