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欧洲出现了内部分裂、连续动荡的局面。这里不再有统一的政治和宗教观念。但是，印刷书籍、地图以及新的航海舰船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欧洲在这样一种混乱无序、纷争不休的情况下仍能掌控全世界的所有海岸。这是一个无计划、无逻辑的各类企业争相涌现的时代，其根源完全在于欧洲人独有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只是暂时的甚至偶然的。倚仗这种优越性，几乎全新的美洲大陆成了西欧民族的殖民地，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也被占领，成为欧洲人未来的家园。

哥伦布被派到美洲和达·伽马被派到印度的动机，实际上仍然是有史以来所有水手始终未变的动机——做交易。因此，到人口稠密、生产相对发达的东方去做买卖，是欧洲人前往东方的主要目的。欧洲人在那里的殖民地主要是进行贸易的市场，而生活在那里的欧洲居民所期待的，依然是回到本土去挥霍他们赚来的钱。

然而在美洲，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此时，美洲仍处在一个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的社会。欧洲人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新的持久性的诱惑——寻找金银。当时西班牙在美洲拥有的矿山就盛产金银。因此，从欧洲来到这里的人就不光是身携武装的商人，还有大量的淘金者、采矿者、自然物资的勘探者以及随后而至的农民，在北方则是一些求购皮毛的人。由于开矿和种植必须定居，当局就迫使人们在太平洋彼岸建立永久性的定居地。

后来，在各种原因的促使下，部分欧洲人索性渡过重洋，到美洲去建立新的永久家园。例如17世纪初英国的清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移居新英格兰，18世纪的慈善家奥格尔索普

把欠债坐牢的人解救出来送往佐治亚，18世纪末的荷兰人把一批孤儿送往好望角等。到了19世纪，尤其是轮船出现以后，欧洲人便潮水般地涌入当时一片空旷的美洲，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大迁徙。

就这样，欧洲人建立了永久性的海外殖民地，欧洲文化传播到一片比其孕育地更加广阔的土地上。欧洲人带着现成的文明来到新大陆，建立了新的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全然没有计划、毫无预见的过程。对于这种形势，欧洲各国未曾预料到，所以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准备。欧洲的政治家和大臣们，始终把这些组织当作远征机构和收入来源，当作“所有物”和“从属物”。直到很久以后，殖民地的居民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当殖民人口逐渐向内陆扩展，任何来自大洋彼岸的惩罚都奈何不得他们的时候，欧洲政治家们才突然意识到：殖民地人民已经不再是宗主国能随意左右的无足轻重的属民了。

我们必须记住，即使进入19世纪后，所有海外帝国间的联系仍始终依靠航海船只。而在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仍然是马匹。政治组织的凝聚和统一依然受到以马为动力的交通工具的限制。

18世纪70年代初，北美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英国，法国已放弃了美洲。除了巴西属于葡萄牙，少量海岛和地区属于法国、英国、丹麦、荷兰，其余的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整个南美都属于西班牙。最早证明靠帆船将不足以把海外移民维持在某种政治制度下的，是缅因和安大略湖以南的英属殖民地。

这些英属殖民地不论在起源上还是性质上，都有较大的差异。一些地方不光有英国人，还有法国人、瑞典人和荷兰人定居。马里兰的英国人是天主教徒，而新英格兰的英国人则多是些激进的新教徒。就在新英格兰的移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耕作，并强烈谴责奴隶制度的时候，弗吉尼亚的英国移民却变本加厉地奴役着从非洲运来的黑奴。

州与州之间并没有天然的联系，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可以乘沿海的航船，但路途之令人厌烦，一点也不亚于横渡大西洋。由于起源的不同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各地移民原本是不易联合的，可是在英国政府的自私和愚昧的压迫下，他们最终联合在了一起。因为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应对挑战，拒绝被无条件地征税，使自己的贸易免于成为英国利益的牺牲品。在弗吉尼亚，移民们虽然十分愿意拥有和役使奴隶，但都害怕由于黑奴人数增加而造成的反抗。然而英国政府却不管这些，继续从事这种高利润的奴隶买卖。

这时，英国正在逐渐形成更为集权的君主政体。由英王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本人推行的一套顽固的政策，使英国政府与殖民地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剧。

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牺牲美洲轮船主利益，旨在偏袒东印度公司的法案，为此，一场冲突提前爆发了。1773年，依照新法案运进的三船茶叶，在波士顿港口被一伙乔装成印第安人的殖民地居民倒进了海里。1775年，英国政府企图在距波士顿1英里的莱克星顿逮捕两名北美殖民地领袖，导致战火真的烧了起来。英国人在莱克星顿放了第一枪，而后在康科德发生了第一次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