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责了私有制，提倡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他是聚集在“社会主义者”这一称号之下的19世纪各种派别的集体主义思想家的先驱。

什么是“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恐怕会有上百种定义，上千种社会主义者的派别。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就是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对财产观念进行批判。我们不妨对这个“财产”的概念做个大概的历史性回顾。“财产”和“国际主义”是两个基本概念，我们政治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以这两个概念为转移。

“财产”这一概念源自人类的好战本能。在真正的人类出现很久以前，人类的始祖类人猿就是财产的占有者。原始的财产是指动物们争抢的东西，比如狗抢的骨头、母狮争占的巢穴、咆哮的雄兽统领的兽群。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所有权。在社会学领域里，再也没有什么比“原始共产主义”一词更荒唐了。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家族长者，坚称自己对妻子、儿女、用具和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拥有所有权。如果任何人试图占有他可见的占有物，他就要与之战斗，拼个你死我活。正如阿特金森在《原始法》一书中所说：“随着时间的流逝，部落的长者逐渐承认了年轻人的存在，承认年轻人从外面抢夺的妻子、制作的装饰品、捕获的野兽为他们自己所有。”

人类社会由于个人财产之间出现了相互妥协而向前发展，这种妥协是克服那种用武力将别的部族赶出自己势力范围的本能。如果山丘、森林、河流既不是你的领土也不是我的领土，那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每个人都更希望独自占有，但这是不可能的，倘若那样，别人就会将他消灭。所以从一开始，社会就是一种对占有权的调和。野兽和原始人的占有欲比起今天的文明人要强烈得多，因为这在更大程度上是源于本能，而不是理性。

在原始人和今天未受过教育的人看来，占有欲是无限的，只要能抢得到，不论是女人、俘虏、猎物、林中空地、采石场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想将其占有。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防止自相争斗残杀，人类制定了法律，制定了一套决定所有权的简便方法：凡最先制造、获取和主张某事物的人，都对这些事物具有所有权。很自然，无法偿还贷款的借入者应该成为借出者的财产。同样，某人一经占有了一片土地，他从其他愿意使用这片土地的人手中得到钱财，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但是，随着组织化生活的可能性的出现，人们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意识到，对各种东西的无限占有终究是有害的。人类是从诞生于世界上的第一天起就占有了一切吗？不是的。人类是先降生于世界，而后才去占据、去拥有的。现在去追究人类最早的文明时代社会斗争的情况，固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巴比伦帝国后期曾严格地限制占有奴隶的权力。后来，我们又看到了耶稣对私有财产进行的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让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人进天堂，比让骆驼钻过针眼还要难。”对财产所有权问题的批判，在历史上持续了2500年至3000年之久。1900多年前，也就是耶稣出现以后，人们才在基督教教义的传播中相信了“人可以没有财产”的说法。同时，与财产有关的“一个人可以随意处置其占有物”的说法，也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但是，直到18世纪末，这个问题仍只处在提出疑问的阶段，人们并没有溯清其根源，更没有为解决它而采取行动。当时形成的最大冲击力，是为反对君主们的贪婪挥霍和贵族冒险家们的剥削而进行的保卫自己财产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一开始主要是为了把私有财产从苛捐杂税中解救出来。但是，极端平均主义的诉求又将革命带入了对它曾经保护过的财产进行批判的地步。然而，倘若没有栖居之地、果腹之食，而且如果不劳动，财富占有者就不提供食物与住所，人们又怎能得到自由和平等呢？所以贫民们抱怨道：“太过分了！”

对于上述问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试图从“分配”上着手加以解决，他们企图将财产强化和普及。而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则坚决主张通过另一条道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废除”一切私有制，财产归国家（当然是民主国家）所有。

追求着自由与幸福这一相同目标的人们，有的主张财产应尽可能地绝对化，有的又主张把私有财产彻底废除。这是一个矛盾，但恰恰又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解决这个矛盾的前提则在于，人们需要认识到：所有权并非单一的，而是众多不同的事物。

直到进入19世纪以后，人们才开始懂得，财产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而是一种对于不同价值和结果极为复杂的所有权。人们才懂得，有许多东西（如人的身体、艺术家的用具、衣服、牙刷）绝对属于个人财产，也有大量的东西（如铁路、各种机器、住宅、园地、游艇）要经过具体的考虑后，方能确定在什么程度上、什么限制条件下

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