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培根同样顶撞了亚里士多德本人。这是因为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只是一味地坐在屋里，阅读这位伟大人物著作的极拙劣的拉丁文译本。他用激越的笔调写道：“要是让我放手去干，我就把亚里士多德的书通通烧掉。因为学习这些只是在浪费时间、制造谬误和增加无知。”倘若亚里士多德死后有知，当他看到人们不是阅读而是崇拜他的著作，而且如培根所说，是通过那些最不可靠的译本，那么他恐怕也会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

为了避免被监禁或更糟的事情发生，培根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装作与正统派的观点一致。但是，培根在自己的著作中自始至终都在向人们疾呼：“不要再受教条和权威的统治了，看看这个世界吧！”他揭示和谴责了无知的四个主要来源：对权威的过分尊崇；对风俗习惯的过分尊崇；无知大众的感受；自以为是、不肯受教的人类天性。只要能克服这些问题，一个有力量的世界就会展现在人们面前：

没有桨手的航行器有可能出现，它由一个人来驾驶，适合在江河湖海上航行，而且比装满了桨手的大船航行得更快。同样，人们也可以造出不用畜力拖动的车，并达到难以想象的高速度，犹如古代作战用的卷镰战车

。飞翔的机器也可能出现，一个人坐在里面操纵某个机关，人工的翅膀就会像飞鸟的翅膀一样展动高飞。

尽管培根是这么写的，但是人们真正开始进行某种系统性的尝试，去探索被人类纷繁事务所遮蔽的伟大力量和兴趣——这些都是他清楚地意识到的——则是三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但是，撒拉逊人的世界提供给基督教国家的，绝非仅仅是哲学家和炼金术士们所造成的刺激，他们还给世界带来了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纸使得欧洲理性的复苏成为可能。纸起源于中国，中国用纸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

公元751年，唐朝军队曾在撒马尔罕被阿拉伯军队击退。俘虏中有一批熟练的造纸行家，于是造纸的技术便传到了阿拉伯半岛。9世纪以来的一些阿拉伯纸质文献，至今依然得以保存。造纸术传入基督教世界的路径，或许是通过希腊，抑或是在收复西班牙的时候占领了摩尔人的造纸作坊。但是，在基督教西班牙的统治下，纸的质量不幸下降了。

直到13世纪末，基督教欧洲才造出上好的纸张。而后，意大利造纸业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到了14世纪，造纸业传到德意志。14世纪末，纸张才终于充裕和便宜到足以使印刷书籍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于是，印刷术的出现就成了自然而必然的事情，因为印刷术是一项最为显见的发明。从此以后，世人的理性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具活力的阶段。它不再是从一个头脑到另一个头脑的涓涓细流，而成为一股滔滔的洪流，数以千万计的头脑都汇集到这股洪流之中。

印刷术这一成就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印刷本圣经。另一个结果则是教科书变得更便宜了，因此可供阅读的知识迅速传播开来。如今，不但世界上的书籍大量增加，而且新出的书读起来更清楚，理解起来也更容易。读者无须绞尽脑汁去猜测那些模糊难辨的字迹的含义，便可以十分通畅地边阅读边思考了。读书既然变得容易了，读者的人数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书籍不再是一种装饰华丽的玩物或学者的珍藏，学者们开始为普通人的阅读而写作。他们不再使用拉丁文，而改用通俗的语。到了14世纪，欧洲文学的真正历史便展开了自己的画卷。

以上所说的是撒拉逊人在欧洲理性复苏方面所起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蒙古人的征服活动所造成的影响。蒙古人刺激了欧洲人的地理想象力。有一段时期，在大汗的统治下，整个亚洲和西欧都形成了一种公开交往的局面。所有的道路都暂时开放了，各国的代表都出现在哈拉和林的宫廷中。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宿怨而在欧洲形成的壁垒被削弱了。罗马教廷甚至滋生了让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愿望。到当时为止，蒙古人唯一信仰的宗教是一种原始的偶像崇拜——萨满教。教皇的使节、来自印度的佛教僧侣、意大利和中国的工匠、拜占庭和亚美尼亚的商人、阿拉伯的官员、波斯和印度的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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