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的若干个世纪里，不仅只有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的人们在致力于从事农业、建立城邦。凡是在有可能实现灌溉及全年稳定的粮食供应的地区，人们都会抛弃朝不保夕、艰辛困苦、四处迁徙的狩猎生活，而转向稳定的定居生活。被称为亚述人的民族，在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兴建城市；在小亚细亚的谷地和地中海的海岸及岛屿，一些小型聚落逐步发展，走向文明。在印度和中国的某些条件良好的地区，人类生活可能也已经有了同步的发展。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湖泊里储藏着丰富的鱼类资源，那里的人们很早便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把房屋建在立于水中的木桩之上，形成了一个个小型聚落。这些人依靠捕鱼和狩猎，弥补农业产出的不足。但在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样的定居模式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对于只能依靠那个时代的工具和科技立足的人类而，那些地方要么地势过于崎岖，要么森林太过茂密，要么土壤过于干燥，要么气候变化太过无常。

在原始文明的环境下，人类要过上定居生活，持续不断的水、温暖和阳光供应是不可或缺的。在无力满足上述需求的地区，人们可以当个暂住客，或是追逐猎物的猎人，或是按季节逐水草而居的牧人，却无法成为定居者。从狩猎生活到游牧生活中间的过渡期异常缓慢，在随野牛群或野马群（在亚洲）迁移的过程中，人类产生了将它们变为自身财产的想法，学会了把它们赶进山谷里圈养起来，为保护它们而与狼、野狗及其他食肉野兽搏斗。

因此，当原始农耕文明在以大河流域为主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同时，持续不断地从冬季草场到夏季草场来回迁徙的游牧生活，这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在发展。相较于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在吃苦耐劳方面拥有绝对优势。他们不像农耕民族那样多育，人口也没那么多；他们没有固定的庙宇，也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神职群体；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比较少。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缘故，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要更落后些。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都比农耕者的生活方式更完美。他们的个体更为自立，不像农耕文明那样只是群体的螺丝钉。首领的作用更加重要，而巫医则没那么不可或缺。

足迹踏遍万水千山的游牧民，其生活视野要更开阔些。他们来到各个定居民族的居住地，在边境线上与其居民互相接触，因此他们对异族人司空见惯。为了与其他部落争夺草场，他们必须运筹帷幄、折冲樽俎。由于他们经常翻山越岭，进入岩石地带，所以他们比农耕地区的人们更了解矿物质，掌握的冶金技术也更强一些。炼铜技术可能就是游牧民族的发明，冶铁技术更是如此。在远离早期文明地带的中欧地区，出土过一些世界上最早的铁器，是用铁矿石冶炼而成的。

另一方面，定居民族也拥有自己的纺织品和陶器，还会制作许许多多抢手的东西。当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出现分化以后，一定数量的劫掠和贸易活动便将不可避免地在两种文明之间产生。尤其是在沙漠与季节性国家并存的苏美尔，牧民与农民比邻而居，同他们做生意，盗窃他们的财物，为他们修补器具（就像今天的吉普赛人那样），无疑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事（但母鸡不在他们的盗窃物品之列，因为这种以印度原鸡为祖先的家禽，直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才被人类驯化）。他们带来了宝石、金属制品和皮革制品。如果他们是狩猎民族的话，带来的就是毛皮。他们用这些东西换取陶器、珠串、玻璃、衣服，以及诸如此类的手工制品。

在文明初诞于苏美尔和早期埃及的遥远年代，半流浪半定居民族主要有三种，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域也有三片。在遥远的欧洲森林地带，生活着白肤金发碧眼的北欧日耳曼人，这个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民族是个低等种族。在公元前1500年之前，原始文明与这个种族鲜有接触。在遥远的东亚草原地带，形形色色的蒙古人种部落即匈奴人正在驯养马匹，并养成了一种广为流行的习惯：随着季节的变换，在夏季和冬季营地之间来回迁移。

在那个年代的俄罗斯，沼泽、湖泊星罗棋布。由于俄罗斯的沼泽与当年更为辽阔的里海的存在，那时的北欧人和匈奴人或许依旧天各一方。在现今日趋干燥的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肤色呈暗白色或褐色的闪米特人驱赶着成群的绵羊、山羊和驴子，往来于一片片草场。这些闪米特牧民与来自波斯南部、肤色更为黝黑的埃兰人，是第一批与早期文明产生密切接触的游牧民族。他们以贸易者和劫掠者的身份到来。最后，他们中间出现了几位想象力更为大胆的首领，于是他们成了征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