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翻开以前的采访记录，突然想起了一年前我在那座海边小城的生活，那里的霍叔、欧阳叔、幸福的磨刀老人，还有那个制作蛇酒的外乡人。他们曾出现在《暗访黑医窝点》里，一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他们生活可好？那座小城的生活让我无限怀念。

我几乎没有多想，就坐上了通往那座小城的大巴，去看望霍叔和欧阳叔。像候鸟一样的磨刀老人此刻一定在江苏或者浙江游荡，骑着那辆忠厚老实的自行车；而制作蛇酒的外乡人，我是否能够见到他？

又见到了那棵高大的榕树，它的气根像长长的胡须一样在微风中飘动着；又见到了那条马路，它的上面依旧奔跑着有钱人的奔驰宝马和没钱人的自行车，然而，马路边的茶馆呢？榕树下打瞌睡的霍叔呢？他们去了哪里？那些在这里屹立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老房子，再也找不到了；那些见证了这座小城风雨历程的古老建筑，如今和那些历史一起被人们遗忘，而代之而起的，是几幢毫无特色的楼房，冷冰冰地板着面孔，像计划经济时代的百货大楼的售货员。

拆迁像一架铲车，在它的铲刀下，所有的建筑和感情都化为了齑粉。仅仅一年时间，这座城市已经“旧貌换新颜”，它变得钢筋铁骨，变得冷漠无情，变得和别的城市没有多大区别；而唯一的区别，是那些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马路的名字。

站在榕树下，我黯然神伤。

于是，我开始寻找霍叔。

新开张的整齐划一的店铺里，没有人知道霍叔。我一次次询问，一次次失望。要在几十万人口的一座小城里寻找一个人，比大海捞针轻松不了多少。后来，无奈之下，我只好找到了站长，霍叔是站长的亲叔叔。

站长说，霍叔已经死了。据说，霍叔在祖辈留下的房子里坚守了很长时间，终于让开发商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一伙保安把他拖出了祖屋，并强行按着他的手指在合同上按下了指印。然后，铲车举起魔爪，一爪下去，他的房屋轰然倒塌。

霍叔昏了过去，不久，他就去世了。

这样的悲剧，在那时候的城市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现在，《城市拆迁条例》终于在频发的野蛮拆迁事件中走到了尽头。

那个总是笑眯眯的和善的老头儿，那个一辈子历经坎坷却童心不泯的老头儿，却再也见不到了。

我继续寻找欧阳叔，我担心那个走南闯北总是乐观风趣的欧阳叔也找不到了。那几天里，我奔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总希望欧阳叔能够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然而，我没有见到他。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见到他。这么多年过去了，欧阳叔如果还在世，他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如果他去世了，终生未娶的他，谁会为他送终？

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凉。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每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会走向死亡；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异常短暂，却又无法预知。我们唯有活在当下，过好每一天，才是幸福。

没有见到霍叔和欧阳叔，我却在小城意外地见到了卖蛇人。他走街串巷，背着网兜，网兜里装着各种各样蠕蠕爬动的蛇。他蹲在巷口，放下网兜，那些躁动不安的蛇将网兜拖来拖去，他每隔一会儿就要把拖到旁边的网兜再拖回来。他不需要叫喊，身边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卖蛇人看到我非常高兴，他还没有忘记我。那时候我们是好朋友，经常半天半天地唠嗑。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记者，他只知道我是“读书人”，没有读过几天书的他对读书人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重。

我说，我是写小说的，卖字赚钱，养活自己。其实这也是我的最高理想。

那天，卖蛇人将我带到了他租住的屋里，租住的屋散发着一股腥臭味，让人有些恐惧。屋的墙角，放着一口大缸，缸口盖着铁丝网，缸里是很多条蛇。那些蛇争先恐后地扭动着身体，让人毛骨悚然。租住的屋里还有另外一个男子，比卖蛇人小一些。他们都来自武陵山区，而这些蛇，也同样来自武陵山区。

此前，我还没有去过武陵山区，只知道那里大山环绕，层峦叠嶂，绵延横跨贵州、两湖、重庆等地，居住着土家、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卖蛇人说，他们村子里很多人都捉蛇，然后被蛇贩子收购了，送来南方。一些珍贵的蛇，比如五步蛇、竹叶青、银环蛇等，都被大老板买走，也有人买来做宠物，而普通的蛇则卖给他们，他们替这座城市的人制成蛇酒。一瓶蛇酒可以卖到200多元钱，里面装四五条普通的蛇。他们还说，很多人卖的蛇都是家养的，却自称野生的，而他们卖的蛇，绝对都是野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