墩子是市区人，这些地级市的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大城市的人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在农村人的面前又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具有双重性格。他们既迟钝又敏感，既自卑又自负，既保守封闭又夸夸其谈，既固步自封又骄傲自满，既关心国家大事又不懂国家大事，既偏居一隅又胸怀全球，既缩手缩脚又狂妄自大，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人只有在县级市和地级市里才能找到。

墩子自称每天晚上必看七点整的《新闻联播》，然后就会结合新闻联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望长城内外挥斥方遒，一会说如果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攻打伊拉克，肯定早就将伊拉克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省；一会说首都如果从北京搬到我们这座城市，会是什么样子。他说的很多话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总是能够引起更广泛的更强烈的共鸣。这座小城市的人热衷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话题。他们都具有浪漫主义的诗人的“气质”。

在拆迁办的那些日子里，墩子把我当成了他的朋友，因为他觉得我的知识面比他还丰富，比一向自负的他懂得的还多。他说伊拉克，我就给他分析伊拉克的自然条件和伊拉克的历史，给他说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比河；他说首都，我就分析历朝历代选择首都的条件，说起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墩子性格粗鲁，其实心地善良，他把自称是“从省城大学毕业”的我当成了他的知己。

我经常会向墩子打听一些拆迁的事情。

墩子说，拆迁中出现的钉子户只是少数，因为没有多少人会坚持与这个强大的集团斗争到底，“你斗不过，你就斗不到底，你斗到底只能是输，最后还会背一个影响城市建设的罪名。”

我问：“人家如果告我们怎么办？”

墩子讥笑着说：“给谁告？谁会理？”

我说：“这事真的还就没办法了？”

墩子说：“有办法啊，就是一直扛着耗着，多要点钱，要寻死觅活，兴许会多给你点钱。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人死了，人死了就把事情弄大了，现在是和谐社会嘛，以人为本。”

墩子不愧是新闻联播的常客，张口就能说出电视上经常出现的词语。

我问：“对钉子户咋个处理？”

墩子说：“你见过哪个钉子户能抗到底？没有嘛。对钉子户办法多了，先来软的，软的不行再来硬的。”

我问：“软的是什么？硬的是什么？”

墩子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就最讲认真二字。我们先来软的，软的就是先断水断电，让你不能照明，不能看电视，不能做饭，不能上卫生间。让你回到原始社会，就看你能坚持多久。如果你还不走，那就砸你家玻璃里，把死鸡死猫死老鼠扔进你家，把大便涂到你家门窗上，恶心你。你还在坚持，那好，半夜三更把你家房子点着，看你跑不跑？你家里没有水，想救火都救不了。如果你把火扑灭了，我们还有办法，把蛇放进几家，把从茅坑捞出来的蛆放进你家，让你神经都能错乱了。如果你家有孩子，那更好办了，你孩子一出门，就被人打，打得血头烂面。你说到了这种地步，你走不走？”

我说：“没想到啊，你们竟然有一套对付钉子户的办法。”我想起了古代战争中的攻守双方，攻城的武装到牙齿，守城的只能焦土坚持，攻城的花样翻新，而守城的弹尽粮绝。

墩子接着炫耀似地说：“还有更好的办法哩，你害怕房子被扒了，一步也不离开房子，那好，我们就找一个你关系好的请你吃饭，你一回来，房子就没有了。你总不能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守在房子吧，你要不要上街买东西，要不要上班，要不要上学，要不要出去挑水，要不要买米买面，只要你离开一步，你的房子就没有了。”

我说：“如果人家储存了很多吃的喝的，就要对抗到底，一年半载都够吃够喝，你咋办？”

墩子说：“智取不行就强攻。我们冲进去，把他们拖出来，把房子给他铲平。房子没了，他签字也得签，不签字也要签。有了你的签字，补偿款你爱要不要。”

墩子又说：“这些人不值得同情，就是想多要钱，爱钱不要脸。”

见到燃烧瓶是在那天的中午，此前，我只在那些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的小说中见过这种自制武器，当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和越南匪帮围攻志愿军和我人民解放军的时候，子弹打光了，炮弹也用光了，我们的人至死不投降，他们自制燃烧瓶砸向敌人。在那些让少年血沸腾激荡的小说中，燃烧瓶只有我们的人才会用，因为敌人总是武器精良，总是武装到牙齿，他们的子弹总也打不完，他们的人数总是要比我们多很多倍。燃烧瓶，这种传说中的武器，我在告别少年很多年后才看到了。

那天，王麻子带着我们去郊外的村庄，这座村庄仅仅剩下七八户人家，曾经一个上百户人家的村落现在变得残破而落寞，村庄拆迁完毕后，这里要成为一座高尔夫球场。现在，在那片土地上，当富人们挥起球杆眯着眼睛望着远处的夕阳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脚下土地曾经上演过一场血与火的战争。

那天我们去了上百人，很多人都穿着迷彩服，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一支攻城拔寨的野战军。我们还开来了两辆大型挖掘机，声势威赫，就像两辆无坚不摧的重型坦克一样。而我们的对手是七八户老弱病残的人家，他们的孩子大多去了南方打工。

王麻子坐在第一辆挖掘机上，戴着安全帽，挥舞着手臂，督促我们冲上去，他的形象很像《拯救大兵瑞恩》中那个指挥德军攻打瑞恩他们把守桥头的指挥官。另一辆挖掘机后面跟着一批人，绕到了那排房屋的后面，准备偷袭。

房屋里的人都出来了，还有人挥舞着一面五星红旗，他在大声呐喊着，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有一个老者高高举起一本红色封面的书籍，也在挥舞着，神情很激动，估计是宪法之类的书籍。其余的人手中都拿着铁叉木棍之类的工具，围绕房屋站成了一圈，像革命烈士一样视死如归。我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可能因为紧张，她眼角的肌肉一直在抖颤着。

那天我们都没有拿工具，我们想着这只身穿迷彩服的声势浩大的敢死队，只要站在他们房屋的门口，他们就会吓得屁滚尿流，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群刁民会和我们以死相拼，而且只是为了保卫他们这几间破房子。

我看到墩子带着几个人冲上去了，准备拉开前面一位中年男子，为挖掘机开道。我几天前见过挖掘机的恐怖和力量，只要它接近房屋，只要手臂轻轻一挥，房屋就会化为齑粉。那名中年男子挥动着手中的铁叉，抡成了一个圆形，墩子他们像老鼠一样，惊恐地躲开了，不敢上前。突然，一名迷彩服抓起石子，砸向那名男子，石子落在男子的脸上，鲜血溅了出来。趁着他用手捂着伤口的时机，墩子从后面扑了上去，拦腰抱住了男子，另两名迷彩服夺走了他手中的铁叉。他们连拖带拽，将男子拖离了房门口。

挖掘机隆隆地开过来了，距离那排房屋仅有十几米，它的手臂举了起来，只要落下去，房屋就会轰然倒塌。旁边的几名男子想冲过来，想阻挡挖掘机这台现代化的钢铁机器，可是，他们被迷彩服的石子和土疙瘩砸得无法近身。

突然，从房屋里冲出了一名男子，他的头发像撒了一层霜一样半白半黑，面容黧黑，两颊塌陷，一副劳苦大众的形象。他手中提着一个粪笼，粪笼里放着一些盐水瓶子和啤酒瓶。他把粪笼放在地上，擦然打火机，点着了瓶子上的引线，然后分离投向挖掘机。瓶子带着火苗在空中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落在了挖掘机巨大的铁铲上，哗然变成碎片，燃起了一堆火焰。

挖掘机继续在不屈不挠地开进着，挖掘机上的王麻子像只鼹鼠一样躲在驾驶室里探头探脑。男子又点起了一个瓶子，掷向驾驶室，却准头偏了一点，在驾驶室前面的挡板上碰碎了，一团火苗欢欢喜喜地燃烧起来，王麻子的脸上是惶惶不安的神情。

男子又拿起了一个燃烧瓶，点燃着，砸过来，王麻子吓破了胆，他打着手势让司机赶快退后。挖掘机像被挨打了的狗一样，呜呜叫着，夹着尾巴跑了。

我看到王麻子坐在驾驶室里，用手掌抹去额头上的汗珠。

挖掘机退后了，很多人也跟着退了下来。骁勇善战的墩子不愿意就这样撤走，他像个贼一样，从侧面钻出来，准备偷袭那名手持燃烧瓶的男子。男子点着了燃烧瓶，突然一转身，将燃烧瓶砸向十米开外的墩子，墩子的全身都着火了，他左摇右摆，上串下跳，像在做法事一样，姿势奇形怪状，我想笑，又不敢笑出来。

后来，我知道了燃烧瓶是钉子户们最常用的防卫武器，另外还有弹弓、弓弩、煤气罐等等。还有一种zisha性的武器是汽油，多年后，成都市金牛区的钉子户唐福珍把汽油倒在了自己身上，点燃了，身体化为了灰烬，而灵魂却如凤凰涅槃一样飘扬在天国，那里没有野蛮拆迁。也是从唐福珍开始，人们才真正关注钉子户的生存尴尬。

在那段拆迁办的日子里，我还见到了经过改良后的燃烧瓶。这种燃烧瓶是把辣椒面或者芥末粉放进瓶子里，燃烧后，几十米范围内都是那种辛辣的气味，让人睁不开眼睛。

这些武器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钉子户们才会使用的。然而，势单力薄的钉子户，在强大的拆迁利益集团面前，他们的反抗只能是鸡蛋碰石头，他们像堂吉诃德一样挺着长矛与风车作战，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出发了，又来围攻那个仅剩下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庄。挖掘机又开来了，它隆隆的声响震天动地，像飞机掠过了村庄的上空。这次王麻子没有来，带队的是竹竿。

在战前动员会上，王麻子说：“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要一鼓作气攻下这座村庄。昨天下午，他们的燃烧瓶已经全部用完了，现在，正是我们进攻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