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五年，八月至十六年，三月。两河。

竭石原惨败的消息，传回大食都城的那一夜，都城的九座城门，连夜加派了守军。

大食的朝廷，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狂妄到惊恐的坠落。可惊恐之后，这个庞然大物，也拿出了它作为老牌帝国的底蕴，紧急动员，重新布防。

新的防线，画在了两河。

这是天赐的屏障。两条发源于北方雪山的大河，横贯大食的腹地，在都城之下交汇。河宽水深，浪急流湍，是天堑中的天堑。大食的军械、粮秣、府库，沿两河的水路，四通八达；而外来的军队，面对这道水网，只有望河兴叹。

历史上，从不曾有敌人的军队，攻破过两河的防线。

大食新任的统帅，是王室的亲王。亲王上任的第一道军令，就是沿河布防：三座渡口，各筑要塞；沿河四十里，烽燧相连；所有的渡船，尽数收缴到北岸。唐军就算插翅，也难飞过这条河。

“他们能翻过葱岭，”亲王在军议上，冷冷地说，“翻不过大河。”

“唐人没有水师，没有能开进这两河的水师。”

这句话，在贞观十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清晨，被证明是这个帝国在战略上犯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错误。

唐军大军，推进到两河以北，扎下连营，隔河与大食军对峙。

对峙，持续了整整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唐军的表现，让大食人越来越安心：不造船，不征筏，不练水军，偶尔的试探性进攻，都被沿河的要塞轻松击退。大食的哨探回报：“唐军畏河，日日只是操练步炮，别无动静。”

安心的大食守军，开始在河防的堡垒里，过冬。

而这两个月里，真正的大动作，不在两河，在海上。

从竭石原开战的那个月起，大唐水师的主力，就从东、南两大母港，悄然起航了。

舰队的航程，在出征之前，是最高等级的机密。连舰队里的大部分官兵，都是在航渡途中，才拆开火漆的密令，知道自己要去哪：

全军，穿南海，过西洋，绕行万里海路，抵一条大河的入海口。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远征。航路上，没有大唐的港口，没有大唐的补给站。沿途的补给，一半靠随行的运输船队，一半，靠先行一年的“商站”，那些遍布南洋与西洋航路上的炎黄商会商馆，早在一年前，就以贸易为名，在沿途的各个口岸，囤好了煤、粮与淡水。

远航，是对水师十年家底的一次总检验。

头一个月，走的是熟路。南洋的航线，商船走了多年，各处商馆，灯火相迎。舰队的官兵，还能在沿途的港口，吃上热饭。

带队的，是水师的都督，当年在登州，把“镇海号”开下船台的那位首任舰长，如今已是统御六舰、二十六炮舰的方面统帅。舰队昼行夜泊，海图一寸一寸地展开。

过了真腊，进入生海。

海图上空白，一片连着一片。舰队派出的测绘船，昼夜在前探路。

十月，舰队过了西洋的尽头，折向西北；十一月，海水的颜色，从深蓝，变成了浑黄。

大河的入海口，到了。

十一月，初九。

清晨，薄雾。

大河的入海口，出现在了舰队的视野里。

河口的水色，黄褐浑浊，与大海的蓝，泾渭分明。入海口的南岸，大食人的一座哨堡，居高临下，扼守着河口。

哨堡里的大食守军，看见了海平线上，升起的黑影。

起初，他们以为是商船队。这条航路上的大唐商船，他们见得多了。

可那黑影，越来越近，越来越大。铁灰色的舰体，没有帆，烟囱里喷着黑烟，舰艏劈开海浪，直冲河口而来。走在最前面的那艘巨舰，舰艏的两个字，鎏金的大字，在晨光里，亮得刺眼。

镇海。

哨堡里的守军，愣了足有一刻钟。有个老哨兵腿一软，顺着垛口滑坐在了地上。他后来活到了战后，跟孙辈讲那个清晨，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海里，冒出来一座山。

而后，有人终于反应过来，声嘶力竭地吹响了警号。

太迟了。

“镇海号”的主炮，在两里外，开火了。

三发炮弹，第一发，掀了哨堡的望楼；第二发，轰塌了半面堡墙；第三发，落在了堡后的烽燧上，那个用来向内陆报警的烽燧，连同烽燧上的守卒，一起消失在了火光里。

大唐的舰队，开进了大河。

这，是人类海战史上，破天荒的一页：铁甲舰队，沿着一条内陆的大河，逆流而上，把战火，从大洋一路烧进了一个古老帝国的腹地。

逆流，是辛苦的。

大河的水流湍急，铁甲舰的蒸汽机，开到了满负荷，舰身仍在以肉眼可见的缓慢速度，向上游爬行。河道时宽时窄，暗沙密布，水师的测绘船，在舰队之前，昼夜不停地探路、设标。

沿途的大食村镇，看着这些喷着黑烟、开着炮的“铁怪物”，从门前的河面上驶过，肝胆俱裂。有沿河的守军据堡顽抗，舰队的回应，简洁明了，前导炮舰，两轮齐射，堡塌。

十一月十六，舰队抵达了第一座真正的要塞，河防重镇，石堡。

这座要塞，扼守着大河的中游渡口，是大食河防的枢纽。堡墙以石砌成，高于两岸，堡中屯兵一万，配炮，仿制的火炮四十门。

大食的守将，站在石堡的城头，看着河面上，那一列缓缓驶来的舰队，久久说不出话。

他不是没想过唐人会有船。可他想的“船”，是运输的帆船，是渡河的筏子。

眼前这些，是堡垒。一座座会动的堡垒。

眼前这些，是堡垒。一座座会动的堡垒。

“开城？还是……”副将颤声问。

守将沉默良久，下达了他此生最悲壮、也最清醒的命令：“开炮。”

石堡之战，打了一天。

四十门大食仿制炮，对六条铁甲舰、二十六条炮舰的舰炮群。

石堡的城头，打出了大食军队在整个两河战局里最英勇的一战，仿制炮的射速慢、精度差，可守军的炮手，前赴后继，炮毁一门，补一门，人倒一个，上一个。

可勇，改变不了技术的代差。

舰炮的射程，比石堡的炮远出一半。舰队甚至不需要靠近，就在石堡炮火的射程之外，从容列阵，从容轰击。一轮，又一轮。

日头偏西的时候，石堡的城头，再也看不见一门完好的炮，一段完整的墙。

舰队派出陆战队，登陆，受降。

石堡既破，两河的河防土崩瓦解。

而石堡的硝烟未散，河面上，出现了一幕让舰队都督都始料未及的景象。

下游第一座大城，博西城，石堡破城的第二天，城中的长老们，就抬着城池的图册，乘着小船，迎着舰队的航路，来了。

长老们的船，拦在舰队的前面。为首的老者，捧着图册，用生硬的汉话，说了一句：“石堡的样子，我们，都看见了。”

“城，给你们。人，留命。”

都督在舰桥上，望着那几条小船，沉吟片刻，传令：舰队减速；受降，按军中《望风条款》办，不开炮，不屠城，城中驻军缴械出城，唐军只受降，不扰民；地方政务，待后队文官接管。

《望风条款》的底稿，出自长安。出征之前，李泽轩在给前线的信里，写过一段话：

“破城易，收心难。炮打得穿城墙，打不穿人心。叫沿途的城，自己开门，比轰开十座城，都值钱。”

博西城之后，是第二座，第三座。

舰队沿河西上，一路受降。到得后来，沿河的城镇，连降书都写出了定式，城中的长老们，把《望风条款》的抄本，供在市政厅的正堂上，条款背得比唐军的军官还熟。有城镇为着抢先投降，两家的长老，还各自派了快船，在河上，赛起了船。

倒是舰队的轮机兵们，一日也不得闲。

逆流航行，烧煤凶猛。随行的运煤船，一船接一船地往铁甲舰的煤舱里倒。轮机舱里，温度烤得人站不住，轮机兵们光着膀子，一班四个时辰；下了班，整个人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有个年轻的轮机兵，下了班，坐在甲板上喘气，忽然问身边的老班长：“班长，咱们这一船一船的煤，挖的是哪儿的？”

老班长是登州船场的老底子，擦着汗，笑骂：“问得好。”

“阴山的煤，走铁路运到洛阳；洛阳的机器，造的咱们这条船；咱们这条船，烧着阴山的煤，开进大食人的家门。”他拍拍滚烫的舰舷，冲着西边的河口努了努嘴，“小子，这就是当年安国公讲课，说过的那个词儿——”

“飞轮。”

“大唐的飞轮，转到大食来了。”

下游的败讯传到北岸渡口的大食主力军中时，唐军陆上主力，发起了渡河。

这一次，渡河，没有悬念。

石堡的要塞炮群，调转了炮口，昔日的河防枢纽，成了唐军的南岸桥头堡。唐军的工兵营，一夜之间，在石堡的掩护下，架起了三道浮桥。大军过河，如过通衢。

大食的河防主力，腹背受敌，北岸，是压上来的唐军陆军；南岸，是逆流而上的唐军舰队。军心，彻底散了。

贞观十五年，腊月。

大食的三十万河防大军，在两河之间，被切割、包围、击溃。

王室亲王率残部，退守都城。两河的天险，连同天险庇护的半壁江山，尽数落入了唐军之手。

溃败的那几日，两河的河面上，出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唐军的炮舰，逆流而上，追着大食溃军的队伍沿岸“护送”，不赶尽杀绝，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溃军沿河逃，舰队的探照灯，夜里就照着他们；溃军离河逃跑，舰队就鸣炮，把他们赶回沿河的官道。

后来，大食的降卒才从唐军的通译嘴里，弄明白了这支舰队的“恶意”：

“我们大帅说了，溃兵，得走大道。”

“大道两旁，是我们大军的收降站。跑进山里，饿死；走上大道，有热粥。”

这是苏定方的收官之道：击溃之后，不制造更多的死敌。三十万溃军，最后走进收降站的，有二十二万。粥棚的账册上，记着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后来，成了两河战后，地方迅速安定下来的最根本的原因。

粥棚的规矩，也是照章程办的：一人一碗，先到先得；降卒入册，登记姓名、籍贯、原属军团的番号。这些册子，后来成了两河编户的第一批底册。

战报传回长安的那一日，是除夕。

阖宫的守岁宴上，李二当众展读战报，读到“舰队入河，石堡既破”一段，帝王放下战报，离席，走到殿中，斟了一杯酒。

“这杯酒，”他说，“敬谁？”

满殿寂静。

“敬十五年前的今天，朕跟几位爱卿，在渭水桥头，看颉利的四十里连营。”李二举杯，环视满殿的老臣，“那时候，谁敢想，大唐的炮，会架到万里之外；大唐的船，会开进别人家的河？”

“这杯酒，敬岁月。”

“敬，大唐的岁月。”

贞观十六年，正月。

唐军休整完毕，兵锋再起。陆路大军，沿两河的官道，向大食的都城步步推进；河面上的舰队，与陆军并肩而行，陆军扎营到哪里，舰队的炮火，就覆盖到哪里。

唐军休整完毕，兵锋再起。陆路大军，沿两河的官道，向大食的都城步步推进；河面上的舰队，与陆军并肩而行，陆军扎营到哪里，舰队的炮火，就覆盖到哪里。

陆海并行，水陆夹攻。这套战法，各国的兵书上都不曾有过。后世兵学家给它起了名字，叫：“河权”。

谁掌握了两河，谁，就掌握了大食的心脏。

而此刻，大食的都城已经能望见东方天际那越来越近的烟尘了。

都城的王宫里，大食的国主，连夜召集了最后御前会议。

会议开到一半，殿外传来急报，唐军的先头部队，距都城，已不足百里。

国主挥退了报信的人，看着满殿噤若寒蝉的重臣，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后来被史官记下，也让读到它的后人，唏嘘不已。

国主问：

“当年，在突厥人的王帐里，我们开的那个价，是不是……开错了？”

没有人回答。

殿外，风声呜咽。

…………………………

贞观十六年，四月至六月。大食都城。

总攻，定在四月初八。

这个日子，不是苏定方定的。

前线的一切，在三月末，就已经备完了：攻城重炮一百六十门，沿都城的东、北两面，一字排开；河面上的舰队，封死了西门的水道；南面，是契苾何力的两万轻骑，兜住最后一个缺口。都城，成了瓮中之鳖。

将校们纷纷请战，苏定方却按兵不动，一按，就是十日。

十日里，他只做了一件事：等一封电报。

四月初七，电报到了。长安来的，译电兵双手捧上，电文只有一行：

“明日辰时，长安，钟鸣。”

苏定方看完，把电报递给薛仁贵和众将传看，只解释了一句：

“明日辰时，是云山书院，毕业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