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12世纪，有大量的迹象表明欧洲人的理智使他们恢复了勇气，获得了闲暇，从而再次萌生了进行科学研究和理性探索的念头，犹如古希腊人所从事的科学与哲学探索，以及古罗马的卢克莱修

所进行的沉思。这种复兴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私斗的禁止、十字军远征以后较高程度的舒适和安宁生活，以及远征的经历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刺激，显然都是必要的前提条件。贸易开始活跃起来，城市也恢复了自由和平安，教会中的教育标准得到提高，并不断扩展到世俗社会。

13世纪至14世纪的200年，是那些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城市大发展的时期，例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里斯本、巴黎、布鲁日、伦敦、安特卫普、汉堡、纽伦堡、诺夫哥罗德、威斯比

和卑尔根等。这些城市都是商业中心，有大量的旅客往来，到这里来经商或旅行的人常在这些地方洽谈或思考。教皇与王室的论战、教会迫害异教徒的野蛮行径都激起了广泛的民愤，使人们不再相信教会的权威，并开始对一些根本性的结论提出疑问、发起讨论。

1340年的斯鲁伊斯海战为英法百年战争揭开了序幕，法国舰队损失惨重，无法跨越英吉利海峡，因而后续战役大多发生在法国本土（jean

froissart，15世纪）。

前面已经谈到阿拉伯人如何成为亚里士多德在欧洲复活的媒介，诸如腓特烈二世这样的君主，又如何导致了阿拉伯哲学和科学在欧洲人心灵中的复活。前面还谈到，更有力地刺激人们理念的是犹太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教会各种要求提出的质问。最后，阿拉伯炼金术士那神秘的、充满诱惑力的研究广泛地传播开来，使人们重新开始从事那种鬼鬼祟祟但确有一定效果的实验科学研究。

此时人类精神的觉醒，已不再局限于那些独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也在觉醒，这种情况在人类的整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尽管有着教会的压制和迫害，但基督教教义所到之处，都引起了人们精神上的骚动，每个人的良知与正义的上帝之间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因此，只要有必要，人们就有勇气对君王、主教和信条做出自己的判断。

早在11世纪，欧洲就已再一次开始了哲学讨论。在巴黎、牛津、博洛尼亚等城市，已经有了规模巨大、发展迅速的大学。在那里，中世纪的“经院学派”挑出一系列概念，对其价值和意义反复地提出疑问，开展讨论。对于在即将到来的科学时代澄清人们的思想而，这些概念是不可缺少的。此时，以独特的天才傲然独立于世的人是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3），他是牛津方济各会的修士，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在历史上，他是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杰出人物。

培根的著作措辞激烈地嘲笑了无知。他道破了那个时代无知的本质，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大胆做法。今天，人们可以随意评价这个世界是严肃的同时又是愚蠢的，评价一切方法都是幼稚、拙劣的，评价各种教条都是骗骗孩子的玩意儿，而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然而中世纪的人们，只要不是马上要遭到虐杀，不是很快就会饿死或者得传染病而死，就都会极为虔诚地坚守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信条的完美无缺，从而激烈地反抗着一切对这些信条的批判。

培根的著作犹如长夜中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不仅抨击了当时的愚昧，而且为人类知识的增加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在他关于必须进行实验和积累知识的热情主张中，又一次体现出了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实验再实验”就是培根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