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生活和定居生活究竟是何时开始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依然知之甚少，尽管近50年来的相关研究和推测可谓汗牛充栋。目前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约公元前15000年至公元前120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段，当西班牙南部的阿济尔人以及早期猎民的残余正在朝北方和东方迁徙时，在北非、西亚或地中海大山谷（今天已被地中海淹没）的某个地方，有人世世代代从事两种至为重要的活动——耕作和驯养牲畜。除了像猎民祖先那样凿制工具，他们还开始用磨光的石头制作工具。他们已经发现，植物纤维可以用来制作编织物和粗糙的纺织物，并开始制作简陋的模制陶器。
他们进入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新阶段，即新石器时代，不同于克鲁马努人、格里马尔迪人、阿济尔人等族群所处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缓缓向世界上更为温暖的角落扩张，他们精通各种艺术，懂得如何将动植物为自己所用。他们掌握的技艺，以及对动植物的利用方法，被其他族群模仿和学习，因而得以传播到他们的扩张范围以外的地方。到了公元前10000年，大部分人类都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水平。
在现代人看来，犁地、播种、收割、脱谷、研磨是再合理不过的耕种步骤，正好比“地球是圆的”对于一个现代人而就像老生常谈一样。人们会问：“你还能怎么做？”舍此之外，还有别的耕作方式吗？但2万年前的原始人可不懂这些系统化的流程，也无法推断出那些在今天属于无可置疑、不而喻的东西。他们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无数次的实验与误判，探索行之有效的耕作手段，不切实际、毫无必要的精心钻研和错误的解释，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在地中海的某个地区，小麦是野生的，当人们尚未学会播种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懂得把麦种捣烂、磨碎，充作食物。麦子已经被收割了，种子却还没撒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存在播种、收割活动，当地就仍能找到来自原始时代的，将播种观念与血祭观念（以人祭为主）紧密联系的痕迹。这两种观念最初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相关研究对于那些怀有好奇心的人们很有吸引力。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找弗雷泽
爵士的不朽名著《金枝》，书中对这一话题有着极为充分的阐述。我们必须牢记：这种纠缠存在于幼稚、爱幻想、爱造神的原始人的心目中，对此无法给予合理解释。
在1。2万至2万年前，每逢播种时节，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似乎都要举行一场人祭。充当祭品者并非无用或无家可归之人，通常是被选中的少男少女。更多时候，被选中者往往是被人敬重的少男少女，甚至直到被献祭的那一刻，他们依然受到人们的膜拜。他们属于被牺牲的部落之神（王），杀死他们的整个过程已经成为一种仪式，由博学的长者负责指挥，并得到世代积累的惯例的认可。
最初，原始人的季节观还很不成熟。因此对他们来说，确定何时举行播种祭以及何时开始播种较为合适，无疑是个难于登天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猜想，人类经历过一个早期阶段，那时他们压根没有“年”的概念。最早的年代记用的时间单位是朔望月。有人认为，在圣经族长时代，一年实际上只有一个月。巴比伦人试图将一年分为13个朔望月，以此计算播种时间。
朔望历对历法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已经习惯使用朔望历，而对它不再那么陌生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对一件事深感兴趣：基督教会并没有为耶稣受难日和复活日指定专门的周日纪念日，而是根据月相的变化一年定一个日期。
最早的农学家是否观测过行星，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四处迁徙的牧民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观星者，他们发现利用星星来确定方位十分方便。但人们一旦意识到可以用星辰来确定季节变化，后者对农业就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在播种时节举行的牺牲仪式，与一些耀眼的行星的南行或北移有关。因此，原始人最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神化、膜拜它们的结局。
如此一来，那些博学的、精通牺牲仪式和星相学的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世界将拥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也就不难想象了。
人们害怕不洁与玷污，他们需要合理的净化手段，从而为博学的男女们提供了又一个获取权力的渠道。因此，巫女、巫师和男女祭司这几个群体一直存在。实际上，早期的祭司与其说是神职人员，不如说是应用科学家。他们的学识通常来自经验，水平往往令人不敢恭维。他们怀着强烈的猜疑心理，将科学知识作为秘密，不让大众知晓。但这改变不了以下事实：祭司们的主要职责是掌握知识，主要作用则是把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
1。2万年至1。5万年前，凡是气候温暖、水源充足的旧世界地区，当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社群都在扩大，社群里有男女祭司阶层和祭祀传统，有耕地、发展中的村庄和带城墙的小型城市。多年来，各个社群之间不断传播、交流思想。艾略特·史密斯和里弗斯将这些最早的农业人群的文化命名为“太阳石器文化”。
“太阳石器”可能并非命名这一文化的最佳用词，但在科学工作者们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名词之前，只能继续使用它。太阳石器文化起源于地中海和西亚的某些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它逐渐向东方传播，越过一座座岛屿，跨过太平洋，最后可能来到美洲，与来自北方的蒙古人种移民那更为原始的生活方式相互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