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相信人们当真会接受这幅用欧洲色彩轻率绘制的非洲地图，并将其作为永久性解决世界事务的新办法。然而，历史学家的责任只是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19世纪的欧洲人头脑中只充斥着一种浅薄的历史背景，没有敏锐洞察的考证习惯。西方机器革命所导致的欧洲人暂时领先的状况，在那些对蒙古人伟大征服一无所知的人们眼中似乎是一种证据，证明欧洲人将在人类事务中永远享有领导权。他们不懂得科学及其成果是可以转移的，不理解中国人和印度人可以像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胜任研究工作。他们盲目地认为，西方人天生具有智慧和闯劲，而东方人天生懒惰和保守，这就决定了欧洲人在世界上永远占有优势。

这种糊涂观念造成的后果是，欧洲各国的对外机构不仅竭力与英国争夺世界上的未开化地区，而且要瓜分亚洲人口稠密的文明国家，仿佛那些民族也不过是供他们利用的原材料。英国统治阶级在印度建立的外强中干的帝国，以及荷兰在东印度群岛辽阔而有利可图的属地，都唤起了你争我夺的列强在波斯、解体的奥斯曼帝国、更遥远的印度以及中国和日本做同样的黄金梦。

1898年，德国人夺取了中国的胶州湾，英国人占领了威海卫。第二年，俄国人又占据了旅顺港。对欧洲人的仇恨情绪弥漫整个中国大地。1900年，起义者围攻了欧洲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欧洲联军为救援使馆，对北京发动了报复性的进攻，掠夺了不计其数的金银财宝。随后，俄国人强占了中国东北地区，而英国则于1904年入侵中国西藏。

在相互争夺的列强之中，此时又多了一支新兴的力量——日本。在此之前，日本在世界历史上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因为与世隔绝的日本文明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演变没有重大的贡献。日本获取得多，给予得少。日本民族属于蒙古人种。日本的文明、书法、文学及艺术的传统都源自中国。它的历史有趣而充满传奇色彩。早在公元纪元之初的几个世纪里，日本人就发展了封建制度和武士传统，他们对朝鲜和中国的进攻，简直就是英国人在法国的战争的东方翻版。

16世纪时，日本与欧洲有了最早的接触。1542年，几个葡萄牙人搭乘中国船只来到日本，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开始在日本传教。在一段时期内，日本人十分欢迎与欧洲人的交往，传教士使许多日本人都皈依了基督教。当时，有一个名叫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的人成了日本人最信任的欧洲顾问。他教会了日本人建造大型舰船，此后日本人造的船远航到了印度和秘鲁。

1635年，方济各·沙勿略受命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前往葡萄牙开辟的东方地区传教，在临行时向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辞行（josé

avelar

rebelo）。

不久，西班牙的多明我会、葡萄牙的耶稣会、英国与荷兰的新教徒之间发生了激烈复杂的争执，各派势力分别告诫日本人要提防其他教派的政治阴谋。与此同时，处于优势的耶稣会残酷地侮辱和迫害佛教徒。日本人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欧洲人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天主教的基督教，不过是教皇和已占有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国王为实现其政治梦想打的一个幌子。日本对基督徒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算。1638年，日本完全关闭了对欧洲的大门，并将这种封闭状态维持了200余年。在这两个世纪里，日本人犹如生存在另一个星球之上，完全断绝了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往来。除了沿海使用的小船，禁止建造任何大型船只。日本人不能远出海外，欧洲人也无法进来。

日本人留在世界历史主流之外达两个世纪之久，独自生活在古雅别致的封建制度之下。占总人口约5%的武士、大名及其家族恣意压迫平民。在此期间，外面的广大世界迅速发展，形成更为广阔的景象和新兴的势力，驶过日本海岬的奇异船只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失事船只的船员们会被救到岸上来。通过荷兰人居住的对马岛这个与外界唯一的联系窗口，日本人了解到了自己与西方的实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