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至1871年间，有两个原因使欧洲无法保持一种完全的社会和国际和平，而为一系列战争做足了准备。其一，某些王党的宫廷企图恢复不正当的特权，并无耻地干涉人们的思想以及写作和教育上的自由。其二，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各国外交官定下的国界，根本不可能付诸实现。

把君主政体退回到过去状况的趋向在西班牙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里甚至恢复了宗教法庭。1808年，拿破仑把他的哥哥约瑟夫（joseph）立为西班牙王，大西洋彼岸的西属殖民地效仿美国的榜样，起来反抗欧洲的大国体系，从而涌现出了南美洲的华盛顿——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西班牙无力镇压这次起义，于是，起义的问题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一样拖延下来。后来奥地利提出：依照神圣同盟的精神，欧洲各国的君主理应在这场战争中支援西班牙。

这一提案遭到了英国的反对。然而，对这场拟议中的君主制复辟提出决定性警告的，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823年，门罗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公开宣称：美国会把欧洲在西半球的任何扩张行为都视作“敌对行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阻止欧洲大国体系干预美洲达百年之久，也使得西属美洲的新兴国家能够沿着自己的道路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20世纪初表现门罗主义的美国漫画。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提出，欧洲列强不应再插手美洲国家事务，但对拉美国家而却成为一句虚假承诺。

但是，尽管君主制的西班牙失去了自己的殖民地，它仍然可以在欧洲协约的保护下，在欧洲为所欲为。1823年，西班牙人民的一次起义遭到了法国的镇压，这是受了欧洲议会的委托。与此同时，奥地利也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一次革命。

182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去世，查理十世继位。他着手破坏出版和大学的自由，复辟专制政府，竟然决定以10亿法郎的巨款，来赔偿贵族们1789年被烧毁和没收的宅邸和财产。1830年，巴黎人民奋起反抗这个旧制度的捍卫者，拥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取代查理。路易·菲利普是恐怖时期被处决的奥尔良公爵菲利普的儿子。对于这次革命，欧洲大陆上其他各国的君主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是英国的公开支持，而德国和奥地利都出现了自由派的骚动。法国依然是个君主制国家，这位年轻的路易·菲利普做了18年的法国立宪君主。

由维也纳会议达成的和平，处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而这种动荡正是由君主们的反动行径所造成的。由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外交官们制定的不合理的国界，造成了局势的紧张，并逐渐凝聚力量，给人类的和平投下了一道越来越浓重的阴影。把说着不同的语、读着不同的文学作品、有着不同价值观的各民族的事务放在一起管理，本来就是一件麻烦事。当这些分歧因宗教纷争而进一步加剧时，事情就变得越发难办了。只有某种明显的共同利害关系，比如瑞士山区居民共同防御入侵的需要，才能证明不同语和信仰的民族紧密联合起来是必要的。况且，瑞士还实施着最大程度的地方自治。另外，像在马其顿那样，居民的村落和小块居住区混杂时，州郡自治制度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看一下维也纳会议所绘制的欧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这次会议似乎有意要激起各地人民的最大愤怒。

维也纳会议毫无必要地破坏了荷兰共和国，反而把信仰新教的荷兰人与以前西班牙（后属奥地利）说法语的尼德兰天主教徒归并在一起，成立了尼德兰王国。维也纳会议不仅把原来的威尼斯共和国交给了讲德语的奥地利人，而且把远至米兰的意大利北部也全部划给他们。又把讲法语的萨伏依和意大利的若干部分结合在一起，恢复了撒丁王国。包括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在内的奥地利和匈牙利，本就是一个由彼此不和的民族组成的易爆混合物，此时又加入了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