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他姥姥的”煤老板后来又联合更高一级的势力，将矿长和书记赶了出去，自己独霸这座矿山。更高一级的势力，就是那些坐拥干股的官员，他们掌握着煤矿的生杀大权。他们和煤老板成为了兄弟，“狗皮褥子，不论反正”的兄弟，他们都在疯狂地变卖国家财产。不同的是，煤老板异常张扬，而这些官员异常低调。煤老板恨不得享尽天下荣华富贵，睡遍天下所有美女；这些官员则是做长远打算，他们一等到退休后，或者钱捞到一定程度，就准备移居美国加拿大，他们口口声声叫喊着工产主义，而其实心中只信仰金钱。

煤老板发家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年煤炭价格在翻着跟头向上涨。属于全人类的，或者说属于全体国民的矿山资源，被少部分人据为私有。矿产资源越挖越少，价格自然越涨越高，而得到利润的只是煤老板和入干股的官员。这些人，窃取的是所有国民的财富。

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操他姥姥的”煤老板的故事。

煤老板和另外一个煤老板狭路相逢，两人的悍马车互不相让，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两个煤老板下了车，开始斗富，这个把几千元的皮鞋扔进水坑里，那个把皮尔卡丹撕成碎片。这个把欧米格用石头砸烂了，那个把诺基亚大卸八块。后来，他们开始比拼谁的人民币多，都从车子里拖出一箱子钱，用打火机点着了。即使这样，还不过瘾，他们后来把两辆悍马都点燃了。

“操他姥姥的”煤老板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你有什么了不起，老子用钱把你砸死

也是在那一年里，这座城市出现了温州炒房团，这些来自那座东南沿海的富裕城市的一群人，携带着巨资，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闯进了我们这座贫穷的北方城市。就像一群盔甲鲜亮的如狼似虎的武士，闯进了被他们占领的，在他们铁蹄下哀号的城池中，闯进了一群衣着破烂的惊恐不安的女俘中，而这些女俘毫无反抗能力。温州炒房团实力雄厚，他们随便一个人的资产，就让我们这座城市的市民震惊咋舌，我们都想不明白，一个人的资产居然可以以千万，甚至以亿万来计量。

温州炒房团在我们那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横扫一切，所向披靡。房产商见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而想要买房的工薪阶层和小生意人却像被强奸一样叫苦连天。温州炒房团让这座城市的房子供不应求，房价也像做过了手术塞进了乳胶的胸脯一样愈涨愈高。

就像天生喜欢流浪的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一样，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具有做生意的天赋。他们在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时候，就纷纷抢占先机，攫取了走向飞黄腾达的第一桶金。当他们开工厂办公司日进斗金的时候，我们这座城市的人还热衷于周末值班可以多拿一天八元钱的补助，使用复合肥一亩地可以多打20斤小麦。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夏天，我在浙江采访的时候，认识了温州一家报社的女记者，她说她的弟弟去年大学毕业，不愿意上班，就跟着炒房团转战全国各地，以较低的价格团购房屋，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一年就赚了80多万，扣除银行贷款的利息20万，纯利润达到60多万。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才知道了还有“钱生钱”的生意，用别人的钱来赚钱，自己一本万利。

这些年，存款利率一再调节，而物价却在不断上涨，10年前，我们把一万元放进银行中，10年后，一万元变成了两万元。我们的存款增加了一倍，但是，10年后的物价比10年前增加了10倍。我们的一万元其实仅仅贬值为两千元。当我们把存款放进银行中，让银行这个大管家来保管，那是我们养老的钱，而银行却把这些钱送给别人做生意，那么，我们给他们提供了本金，我们是否也能分红？

存款利息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但是，对于我们小老百姓来说，除了存款养老，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存款，就是穷人拿钱在资助富人。

那年的温州炒房团像成吉思汗的铁骑一样，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过处，草木无存，风声鹤唳。一直到今天，温州炒房团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南到深圳，北到漠河，东至舟山，西达喀什，他们攻城略地，无往不胜，他们玩弄着无数人的购房梦想，就像猫玩弄着老鼠一样。

贫富的巨大差异，地区的巨大差异，让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法捍卫自己的梦想。

很多年后，我还能记起当初见到温州炒房团的情景，那个炒房团的带队是温州本地的一家房产中介公司。一名戴着眼镜的皮肤白皙的中年男子。和北方这座城市的大款都是一些煤老板这样目不识丁的文盲不同，温州炒房团的成员形形色色，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也有赋闲在家的老太太，有肠肥脑满的公务员，也有纽扣店老板和拖鞋厂经理。据说，温州当时仅有700万人，而100万人就加入了炒房大军中，东征西讨，南征北战。

那名房产中介公司的男子态度谦和，总是笑容可掬，和我们本地那些飞扬跋扈的暴发户完全不同。南方的大款都很低调，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大款，但是从服饰和生活中并不能看出他们是大款，他们一点也不横行霸道，一点也不趾高气扬，他们看起来都像谦谦君子，泯然众人。后来，我曾经多次在江边的烧烤摊看到这些大款，他们耷拉着拖鞋，穿着背心，喝着几元钱的啤酒，而当她们离开时，才看到他们钻进了奔驰和宝马。他们的钱也照样“能够把你砸死。”但是他们嘴巴里从来不会说出来。

这就是南方老板和我们那个地方暴发户的区别。

我曾经问过那名房产中介的男子：“你们温州人怎么那么多钱？每个人都买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子？”

这名男子说，当前，房地产投资是利润最高的投资，并且只赚不赔。温州炒房团买房子都是团购，而团购的折扣更高，买了房子后，即使立即按照市场价格卖出去，也会赚钱，但是，温州炒房团不会这样做，他们都是长线投资。过上数月半载，房价大幅上涨，再出手，就稳赚一笔。然后，用这些钱再去买房，再去投资，再去赚钱。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做的生意了。

温州人买房子从来不会一次性付款，都是只给首付，他们用一套房子的钱，购买五套房子，甚至更多的房子。那时候买房子没有首付三成之类的说法。五套房子的利润，是一套房子的五倍。他们将这座城市的高档住宅区和闹市商铺的房价哄抬之后，就含笑离去，去往下一座城市继续哄抬房价。

房价上涨之后，就再也难以降下来。没有提前买到房子的人，只能留下终生遗憾。

我问：“温州人为什么这样热衷于炒房？”

那名男子说，做任何生意都有风险，开服装厂，款式不时尚就卖不出去；买股票，被套牢就只能跳楼……而炒房子，几乎是零风险，谁都知道中国人多，需求量大，而土地资源有限，房价只升不降，但是，他们缺少温州人手中的金钱，“现在是钱生钱的时代，有钱的人越发有钱，没钱的人总是没钱。”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当富人醉生梦死的时候，穷人只能啼饥号寒。但是，富人的付出并没有比穷人更多，富人并没有付出比穷人更多的努力。穷人日日卖水果摆地摊，忍饥受饿，而富人只在售楼部潇洒地走个来回，他一个来回的收入，是卖水果的穷人一辈子也望尘莫及的。

我曾经听很多去过欧洲的朋友介绍，在欧洲，那些打扫大街的人很有尊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周末的时候，他们想雇请一名钟点工来打扫房间，钟点工说：“对不起，今天我休息。”他们加钱，钟点工也不来，认为周末休息是上帝安排的，谁也不能干涉。而我们这里打扫大街的清洁工总是一脸苦相，没有劳动的喜悦，为什么这样？关键是，那边的清洁工收入很高，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很幸福。而我们这边的清洁工只能勉强糊口。

那些朋友说，在欧洲，最高的工资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5倍，而在我们这边，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水火之间的温度差了。当广大的清洁工一月收入不到千元，一年收入不到一万元的时候，某些保险公司的总裁年薪高达几千万。贫富之间的差距高达几千倍。在这样的环境中，打扫大街的人，又如何会有尊严？又如何能够幸福？

年薪高达几千万的总裁，他的付出一定就比清洁工多几千倍吗？当我们看到了韩局长的日记后，才知道了这种级别的人，每天的生活内容都是什么。他们的付出绝对没有清洁工的更多。

也是在那一年里，我意外地得知了，公务员工资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有一天，我突然遇到了以前同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陈光凯，他也是来买房的。

县委办公室，是全县人都瞩目的一个单位，而在这个单位熬几年，就能顺利得到提拔，因为，这个单位有着不同于别的单位的工作性质。记得那时在每年年终会上，办公室主任都要一再强调：“我们部门的任务，就是给领导提供优质的服务。”那时候我们经常跟着领导出差，我们争着抢着替领导开车门关车门，替领导拎包，给领导打伞，领导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奉若神明；领导的每一个微小的眼色，我们都心领神会；我们每说一句话，都要察看领导的脸色；当领导高兴的时候，我们就要不失时机地讲几句笑话，让领导更高兴；当领导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一句话。那时候的我们就像小丑一样，戴着面具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我们全心全意地为领导服务，为领导负责，甚至有人把自己的老婆贡献给了领导，以便让领导给自己安排一个好职位。而因为我们在领导身边工作，我们的老婆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给领导提供最优质的服务。那时候，我们经常跟在领导的后面，走过机关大院，走过所有人仰慕的视线，我们沐浴在领导的光辉中，洋洋得意。那时候，我们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的人格是多么卑劣，也把自己这些卑贱的行为当成了理所当然。而只有在我离开了县委大院后，回头反思自己在那座大院的行为，才觉得无比龌龊。

陈光凯那时候是我们部门水平最差的一个，他写的材料经常被领导打回重写，他潦草的字迹也让领导出了很多洋相，所以领导非常不喜欢他。那时候，我们部门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所以领导的讲话稿都是秘书手写的，有一次，领导在大会上念讲话稿，念到了：“全县人民一定要大干，快干，加23干，誓夺粮食大丰收。”主席台下的人一片哗然，不知道什么叫“23干”，原来，领导把陈光凯手写的“巧干”念成了“23干”。还有一次，省长来到我们县检查工作，我们准备了一月时间，省长来临的时候，警车开道，全县戒严，所有路口都站满了穿制服的人，阻挡上访的百姓。省长在招待会上做了“意义深远”的讲话后，我们的领导也要讲话恭维省长，他拿着讲话稿念道：“省长的讲话深入人心，高屋建令瓦，让全县人民深受鼓舞。”省长皱起了眉毛，不明白什么叫“高屋建令瓦”，原来，我们的领导把“高屋建瓴”念成了“高屋建令瓦”。接着，我们的领导又念道“对于下岗人员，我们一次……性生活补助200元。”这页的最后一句是“我们一次”，下页的开头一句是“性生活补助”，听到我们领导的讲话，举座哗然。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领导在全县三干会上的讲话，所谓的三干会议，就是每年春节后，县、乡、村三级干部在全县统一开会，会期三天。那次，我们的领导正念讲话稿的时候，突然提高了嗓门：“全县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让gdp再翻一番。括弧，此处可能有掌声……”大家全都笑了，我们的领导把陈光凯讲话稿中的提示都念出来了，陈光凯的意思是：（此处可能有掌声），让领导在讲完这句话后，能够停顿一下。没想到我们的领导没有领会，居然把提示都念出来了。

在我离开了zhengfu大院做记者的时候，我一月的工资仅有500多元，那时候，陈光凯的工资比我更少；而在三年后，我依然在做记者，面对高昂的房价，连买房的念头都不敢有，而陈光凯已经来到我暗访的这家高档小区买房了。他现在是一家油水部门的负责人，每年经手的金额上千万。

那天，陈光凯对我离开了zhengfu大院深表不解，他说，如果我当时不离开，现在的工资已经翻了一番，几万元的外债，对于一个科级公务员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他说，在我离开后，公务员工资年年上涨，但是，这对于外界都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公务员自己知道。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公务员的工资比起十年前，更是翻了两番。陈光凯说：“在这里，哪种职业比公务员更好？哪种工作比公务员更轻松？你为什么要离开公务员队伍？你傻啊！”

因为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我们颇高，十年后，我的当初的那些同事们，都在那座县城高居要职，他们在省城都买了房子，出门都有单位的车子，甚至有的把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书，每年的学费就是50万。

按照科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他们每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他们购买豪宅和送孩子国外读书的钱哪里来的？我不知道。

我们那里是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还不到2000元。

售楼部的大厅里，还摆放着两张桌子，桌子上摆放着两台电脑，很多的时间里，桌子后坐着的两名小姐在玩电脑游戏。他们是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专门为业主负责办理贷款业务。很多业主在我们这里交过了订金后，就会来到这两张桌子前面，虔诚地询问如何贷款。这些业主都是小生意人和都市白领。而像李局长和“c他姥姥的”煤老板、陈凯他们，从来都是一次性付款，他们不缺钱，就像不缺女人一样。

大厅里，从来都只有这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看不到别家的。他们没有竞争，业主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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