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郑途是在业主闹事的那天。

印象中的房地产老板都是大腹便便，肠肥脑满，没有教养，一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模样，剔牙不用牙签用手指，抹嘴不用手纸用手背，喉咙里轰隆隆一声响，浓痰就喷薄而出，就像操他姥姥的煤老板一样。可是，见到郑途的时候，我才知道房地产老板完全不是这样。

郑途长得很斯文，他拥有一张大学毕业证书。

周舟曾经给我分析说，房地产老板和煤老板比起来，要高很多个档次，尽管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众矢之的，都是依靠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暴富，但是，房地产老板的背景比煤老板要深广得多，房地产老板的运作方式比煤老板的运作方式更加复杂和隐秘。煤老板依靠狗胆包天和金钱开路就能攫取财富，他们大都是一些学历低下的地痞流氓和恶霸；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就被当磨推。而房地产老板除了拥有煤老板那样的巨额财富外，还与官场有着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关系。房地产老板如果没有官方背景，则就无法在这个行业立足。他们普遍学历较高，他们即使掏钱买，也要有一张听起来很唬人的文凭，他们都是当地的什么委员和什么代表。

周舟还说，有一种文凭叫党校文凭，这类文凭在外界不被承认，因为这种文凭和能力简直挂不上钩，无法对应，但是在官场很吃香，官场很多人即使只有初中学历，也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就能取得一张党校的大专大本文凭，甚至是研究生文凭。有了这样一张与能力不相符合的文凭，他们就能升官发财。我当初所在的县委办公室里，很多后勤人员都是接父亲的班进入县委办公室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这是印度著名电影《流浪者》中的台词。父亲在县委办工作，儿子就在父亲退休的时候，顺理成章地进入县委办工作，因为仅有初中文凭，就先从通讯员干起，等到考取了党校文凭，就由工人转为干部身份，进入公务员序列，然后就能提拔为科级干部，再过几年，下乡做乡长镇长，成为一方诸侯。而他们的儿子，即使学习成绩再差，即使是一个油盐不进的混蛋，也能依靠老子的关系走进这个行业，领着国家的薪水，一辈子旱涝保收。这种人现在有一种新的名称叫“官二代”。

我见到郑途的那天，郑途西装革履，脚上的皮鞋一尘不染，头上的黑发一丝不苟，看起来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郑途很精瘦，眼睛歪斜，和鲁提辖拳打的那个郑屠有天壤之别。郑途那时候大约有五十多岁，自称熟读伟大领袖的所有书籍，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所以他的语中总喜欢引用最高指示，让人忍俊不禁。

这个小区有一幢楼房叫做望江阁，业主们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能望到不远处的江水，望江阁的房价也是整个小区里最贵的。望江楼的所有业主们，当初购房的时候，都无数次地幻想过晚饭后站在自己家的客厅里，透过飘窗看到落日熔金，照耀着江水波光荡漾，让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意洋洋得矣。

然而，有一天，他们看到望江阁和江水中间的空白地带，突然开来了隆隆的挖掘机，这里也要建造一座小区，小区里的每幢楼房高达30层，彻底挡住了望江阁业主们瞭望江水的视线。

业主们来闹事是在那天下午，城市的上空飘荡着几朵懒洋洋的浮云，风在遥远的地方吹着，这里纤尘不起。蔷薇花园小区前的广场上，几只不知名的鸟雀在蹦蹦跳跳，几个孩子在滑旱冰，一切都显得和谐安详，然而，一阵敲击铝锅的乱七八糟的声音，让一个平常的下午突然变得躁动不安。

敲击铝锅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悲愤燃烧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一张张皱纹密布的脸变得五官位移。他们是蔷薇花园里价格最高的望江阁的业主。那些在小区周边闲散的行人，不失时机地跑过来，脸上带着盼望出事，等着看热闹的焦急神情。

铝锅敲击了十几分钟后，小区的门前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外围响起了接连不断的汽车喇叭声，而围观的行人依然固我，岿然不动。有几个扛着摄像机和胸前挂着照相机的记者顽强地挤进来，对着这群老人一阵拍摄。保安们冲进来，他们追打着记者，将一名记者的相机夺过后，摔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我听见一名膘肥体壮的保安对其余的保安大声叫喊：“谁再敢拍，就给老子往死里打。”

一名年轻的记者从口袋里掏出了蓝色的记者证，他像江姐一样大义凛然地喊道：“我们是记者，这是我们的工作。”

面目狰狞的肥保安以更大的声音回应：“老子打的就是记者。”

年轻的记者大概刚刚参加工作，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无冕之王，他依然在据理力争：“请您看看我的记者证，你们有义务配合我们采访。”

肥保安将记者的记者证一把夺过来，两下就撕碎了，一扬手，记者证变成了片片飞翔的蝴蝶。肥保安说：“老子不识字。”

年轻的记者依然相信教科书中所写的“记者的采访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他像初生牛犊一样对着猛虎一般的肥保安说：“你要为你自己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他字正腔圆，声声入耳。

肥保安一招手：“这是一个假记者，打！”几名如狼似虎的保安就扑上去，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记者掀翻在地，几双穿着铮亮皮鞋的大脚踩上去，记者像虾米一样扭动着身体。

记者的采访需要技巧，可是我这个刚刚入门的同行一点也不知道技巧，在这个社会上，记者并不像教科书中所说的无冕之王，记者是一个弱势群体，被身体侵犯是常有的事情，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自己保护自己。只有保护好了自己，才能揭露更多的真相。记者的采访就是一场战争，当采访对象密集的炮火轰击时，你还像黄继光一样奋不顾身地堵抢眼，那就是自蹈死地，事实上，身体是根本无法堵住枪眼的，高速飞旋的机枪子弹，会将身体打成碎片。面对汹涌的枪弹，你所能做的，只有迂回伏击，才可能取得成功。

那名年轻的记者被打得遍体鳞伤，我正想挤进圈子里制止保安们的暴行时，郑途出现了。

郑途从售楼部的二楼走下来，步履缓慢，气定神闲，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一身藏青色的西装一尘不染。此前，他就一直坐在楼上的沙发上，静静地倾听着楼下铝锅参差不齐的敲击声，听着业主们悲愤而无奈的叫喊声，可是他临危不乱，可能对于他来说，一群业主来闹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危”，直到记者被保安打得无处遁逃时，他才出面了。他知道他再不出面，可能就会有人命关天的大事发生。有死亡事件发生在自己开发的楼盘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

郑途来到后，保安们都住手了，他们谄媚地望着自己的老板郑途，像一群哈巴狗望着主子一样，等待着主子会赏赐一根肉骨头。其实，保安们也都来自于贫困家庭，在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时候就去遥远的地方当兵，因为没有家庭背景，没有权力金钱，他们当兵几年后就背着铺盖回家，无法进入行政部门工作，就只好出门打工。他们处在这个社会的最下层，他们挣扎在温饱线上，每月领取者最低廉的工资，担负着看家护院的职责，然而，他们却以上层人自居，因为他们的主子是上层人。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林语堂先生的一段文字：“中国有那么一群人，本身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自身权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就是动物界也找不到如此弱智的生物……”

郑途没有搭理那群被打得丢盔撂甲的记者，他的眼角掠过记者们一张张惊恐不安的脸，像鸟的翅膀掠过湖水一样，他径直来到了业主们的面前，对着业主们点头哈腰，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大家有什么话，慢慢说。”

年老的业主们是聆听着最高指示长大的，他们对最高指示有着盲目的崇拜，和与生俱来的敬畏，他们立即停止了敲击铝锅，和郑途建立了双边洽谈。郑途要他们推选两名代表，和他一起去办公室商谈，他们照办了，两个消瘦的业主跟在郑途的后面，走向售楼部的方向。

郑途在和业主洽谈的时候，始终没有对记者看一眼，那群狼狈的记者仿佛就不存在一样。被一群大脚踩过的年轻记者怒气冲冲地站在郑途的后面，大声叫喊：“我们明天报纸上见，你们小区要上头版头条。”

郑途对年轻记者的话置若罔闻，他摇晃着那身皮尔卡丹的西装，把年轻记者的威胁抖落在了地面上，他和两名业主走进了售楼部。

记者们很不满意，他们义愤填膺地叫嚷了几句后，就纷纷离开了，他们约好了第二天这篇被打的稿件一起上头条，将蔷薇花园置身在城市舆论的风头浪尖。可是，等到他们回到报社，还没有写出一个字，来自上面的传真已经到了，传真上说，禁止报道蔷薇花园事件，如果有人违规，将追究所有人的责任。

这就是所谓的新闻纪律。

事实上，每家报社每隔一段时间，甚至非常时期的每天，都能接到来自上面的“新闻纪律”，坚决不能报道某事某人，如果有人一意孤行，报社就会关门。每天早晨，捧着一张张新鲜出炉的报纸的读者们，并不知道，他们看到的新闻是已经过滤后的“安全”新闻，甚至是为了迎合某个阶层而编造的“特制”新闻。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年来，公务员工资一再上涨，而报社每次都会提前接到不能报道此事的“新闻纪律”，不能报道的原因是这样会影响社会稳定。

有多少真相我们都无法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能报道。我们是一群戴着镣铐跳舞的舞者，却还要把舞步踩得更好。

郑途和那两名业主坐在售楼部的玻璃圆桌旁，郑途一招手，爱丽丝就非常乖巧地端来两杯水，放在了业主的面前。

郑途笑着对业主说：“伟大领袖教育我们，知无不，无不尽，者无罪，闻者足戒，请说说，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两名业主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他们本来想着会与开发商大吵大闹，没有想到开发商居然这样温文尔雅，谦逊有礼，倒显得他们敲锣打“锅”的行为很不合时宜。一名年龄更大的业主顿了顿，说：“你们当初承诺的是，我们望江阁能够望到江面，我们掏了最高的价钱，而现在江边的空地上又在建造楼房，挡出了我们的视线，看不到江面。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

郑途不慌不忙地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我d的优良传统。当初是谁给你们承诺说望江阁能够望到江面？”

另一名业主说：“售楼小姐说的啊。”

郑途问：“哪一名售楼小姐？”

那名业主指了指站在一边的陶姐说：“就是她承诺的。”

郑途让陶姐走过来，依然语调缓慢地询问：“你是不是给业主说了，买了房子就能看到江面？”

陶姐严肃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

业主一下子急了，他站起身来，满脸通红：“你明明说过的，现在怎么不承认了？”

陶姐一下子被业主的神情逗乐了，她慢条斯理地问：“我说过？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业主继续据理力争：“你当初就是这样说的，能够望到江面，就叫望江阁，所以价格最高，还会写进合同。”他拿出合同一页页翻开着，突然脑门上冷汗直冒，颓然坐进椅子里。

陶姐不怀好意地问：“合同哪一条写到了，您指给我看看。”

业主脑门上亮晶晶地，他喃喃自语：“合同上怎么就会没有呢？怎么就没有写呢？”

陶姐步步紧逼地说：“合同上没有写，你们还闹什么事啊？小心我们报警，你们被以违法治安条例关起来。”

年龄较大的业主质问陶姐：“既然不能望江，为什么还叫望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