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皇家船场，建在海湾的北岸。
贞观十年以前，这里还是一座只能修漕船的小场子。铁路通到登州之后，三年之间，它膨胀成了一座巨城，船台十二座，工棚连绵三里，匠人、力夫、学工，加起来，两万余人。
船场的正中央，最大的一号船台上，卧着大唐开天辟地的一件东西。
一条船。
一条前所未有的船。
它的骨架，是钒钢的龙骨，一条整料，长二十一丈，是全国各矿出的最好的钢，铁路专列押运，走了四十天才到登州。龙骨之上，肋骨如林，撑起的船身，覆着双层装甲，外层钒钢，厚四寸；内层硬木，缓冲弹力。船腹里，装着两台第四代的船用蒸汽机；甲板前后，各立一座旋转炮塔，塔中一门口径最大的舰炮。
没有帆。
一根桅杆都没有。
工坊的匠人们私下里管它叫“铁鲸”。黑沉沉的庞然大物，卧在船台上，像一头随时会醒的巨兽。
建造的三年，难题一个接一个。
头一难，是图纸。
这么大的船，从前没人造过。船场的老师傅们，起先是照着漕船的路子放大，放大到第三稿，被李泽轩全盘否了：“木船的骨架，撑不住钢的船身。推倒，重来。按工坊的规矩，先算，再画。”
书院的学生，就此在船场住了两年。船身每一根肋骨受多大力、每一块装甲板吃多少水、锅炉的汽管怎么走线，全部算成数字，画成图纸。船场的老师傅们头一回见识“先算后造”，起初不服，后来服了：按图施工的构件，运到船台上，一榫一卯，严丝合缝，一根返工的都没有。
装甲板怎么拼接，是一难：四寸厚的钒钢，铆接的铆钉，每一颗都要上百斤的锤力，船场的匠人们造出了水力铆机，一夜之间，铆上千钉。
炮塔怎么旋转，是一难：几十吨的塔，要转得动、停得准，工坊拿出了齿轮传动的方案，又用了滚珠的轴承。这一样，后来顺手反哺了机床，镗床的精度，又提了一代。
最难的一关，其实是人心。
贞观十二年，船造到一半，朝中起了非议：说一条船，吃掉了登州两年的税赋，“糜费无用”；说造此巨舰，给谁看？御史台的弹章，前后上了七道。
李泽轩一道都没辩。他只请那些上章的官，随他去了趟登州，在船场上住了三日，看龙骨，看装甲，看那两万名匠人的饭碗，再看一眼海图上，水师测绘队带回来的、标注到天涯海角的航线。
三日之后，领头的官，自己上了一道新章，把先前七道的观点，一条一条驳了。新章的末尾，写了一句流传朝野的话：“臣等所虑者，糜费。今观登州，方知，此船一日不下水，大唐的海，一日无主。”
“海无主则费，才是真的无算。”
贞观十三年，二月廿八，下水之日。
海湾里，人山人海。登州城的百姓，倾城而出；沿海七州的刺史，奉诏观礼；登州港里，各国的商船，桅杆上挂满了彩旗，高丽的、倭国的、新罗的、林邑的，连远来的大食商船，都降了半帆，以示敬意。
辰时，号炮三响。
“镇海号”，李二亲赐的舰名，鎏金的大字，钉在舰艏，缓缓滑动。
巨舰入水的那一刻，海面仿佛都沉了一沉。浪涌起来，拍在船台上，溅起的水雾，罩住了半条船。雾散处，“镇海号”浮在海面上，稳稳当当，黑色的舰身，衬着蓝色的海，像一座移动的岛。
岸上的欢呼声，浪一样，一浪盖过一浪。有个骑在爹爹脖子上的娃娃，指着那条黑色的大家伙，脆生生问了句：“爹，船咋不长帆啊？”周围的大人全笑了，他爹也答不上来，憋了半天，来了句：“咱大唐的船，不用帆。”
随后的海试，持续了整整十日。
十日海试，报单送京。李二看完，只问了一句：“此舰，可造几条？”
船场的回电很实在：“一年，两条。”
“造。”李二的批复，只有一个字。
而在下水大典的那一日，船厂的望台上，站着一群特殊的人。
为首的，是奉旨观礼的李泽轩。
三年了，铁路修到了登州，他隔三差五就来船场。龙骨铺设那日，他在；装甲合拢那日，他在；第一座炮塔吊装那日，他也在。工匠们都认得这位安国公，都知道这头“铁鲸”，图纸出自他的手。
下水礼成，观礼的人潮渐渐散去。李泽轩没有走，他独自登上栈桥，在“镇海号”的舰艏下，站了很久。
随行的学生，远远地望着，不敢上前打扰。
后来，随行的人里，有一个把当日的情形，记在了日记里。日记里说，安国公站在舰下，仰着头，看了很久很久，末了，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可栈桥上安静，身边的人都听见了。
他说的是：
“从今日起，此舰之下，四海皆唐。”
这一年，水师正式成军。
以“镇海号”为旗舰，登州、扬州、明州三大船场，年年下水新舰。到贞观十四年，大唐水师的序列里，铁甲舰六条，炮舰二十六条，运输船、测绘船、通信船，不计其数。
水师成军，最忙的不是船场，是登州的港口。
头几年，登州只是个渔港，如今，港里的泊位，扩了四倍还是不够用。各国的商船，闻着味儿就来，新罗的、倭国的、林邑的，还有南洋深处、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岛国商队。登州的城墙，三年扩了两回，还是装不下涌来的人。
登州本地的渔民，日子也换了活法。水师雇民船做补给，渔民摇身一变成了“官家的人”；更有胆大的后生，考水师的测绘学堂，学的就是画海图。有个老渔民送儿子去考，跟人念叨：“俺打了一辈子鱼，就知道脚下这片海。俺儿子如今学的是，天下的海。”
水师的巡航线，一年一年，往外画：先是登州到扬州的近海，而后是辽东、高丽、倭国的航路，再而后，南下的航线，探到了林邑、真腊，最远的一支测绘舰队，带回了满篓的海图，和一句带兵官的奏报：
水师的巡航线，一年一年，往外画：先是登州到扬州的近海，而后是辽东、高丽、倭国的航路，再而后，南下的航线，探到了林邑、真腊，最远的一支测绘舰队，带回了满篓的海图，和一句带兵官的奏报：
“臣等南航，至天涯海角。所至之处，皆可通商；所测之海，皆可为路。”
甘露殿里，李二看完那封“臣等南航，至天涯海角”的奏报，把它钉在了舆图的最南端。那里，原本是一片空白，如今，密密麻麻，标满了新画上去的海岸线与岛屿。
“从前，朕的舆图，东到海，西到葱岭，北到大漠，南到林邑，就到头了。”帝王的手指，在那片新标注的海域上，缓缓划过，“如今，这海图，一年比一年长。”
海外的事，此后逐年热闹，暂且不表。
这一年，长安城里，另一件大事，也办成了。
李泰的广播网，覆盖了全城。
这件事的源头，要往回数好些年：先是校园广播，书院里，学生自己捣鼓的传声筒；而后，是有线电话，两枚铁皮话筒，一根铜线，声音过线；再而后，贞观十一年，李泰主持的“传声所”立项，把电话的原理，反过来用，不是人对人说话，是一个地方，对一座城说话。
技术上，叫“广播”：一个大的话筒，说一次；千家万户的听筒，同时听。
贞观十三年，长安的诸坊，陆续立起了“传音柱”，木柱顶端装着喇叭形的铜制话匣，线连着坊间的传声所。起初，广播的内容很朴素：报时，报天气，报坊里的通知。百姓们围着传音柱看稀奇，说这柱子“成精了，会说话”。
真正让广播一战成名的，是贞观十四年的元日。
那一日，太极殿的大朝会，照例要宣读皇帝的新年诏。往年，诏书宣毕，要靠驿马和报纸，传上十天半月，才能传遍天下。
那一年，李二下了道旨意：新年诏，广播宣读。
元日辰时，大朝会的诏书宣毕，同一时刻，长安一百零八坊的传音柱，同时响起。宣诏的声音，从太极殿的话筒里出发，顺着电话线，传遍全城，朱雀大街上，行人驻足；东西两市，商贩停秤；千家万户，老老小小，涌到坊里的传音柱下。
一百零八坊，同一刻，听着同一个声音。
宣诏完毕，广播里，换了一个年轻的书生的声音，念了一篇《大唐日报》的新年社论。念完社论，播音的书生，顿了顿，即兴加了一句：
“长安的父老们，新年，安好。”
当夜，《大唐日报》的记者走访诸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翁，对记者说的话，次日登了报，成了头版：
“老汉这辈子，听过皇帝的诏，那是别人念给听的。今儿个，皇帝的诏，是打天上，落进老汉耳朵里的。”
广播网成的这一年，李泰因功，加食邑八百户。朝廷的正式公文里，给这一套东西定的名，也定下了：有线广播。与有线电话一道，归入通信部辖下，通信部的堂上，从此多了一块匾，原先那块“国之耳目”的旁边，添了一块新的：
“国之喉舌。”
耳目与喉舌俱备，道路与舰船并行。
一个能听、能说、能跑、能航的大唐，就此，立了起来。
贞观十四年，岁末。户部的岁账，又破了一回纪录：铁路、海运、互市、矿冶四大项，合计岁入，首次超过了田赋！
农耕立国上千年的大唐，账本的第一页，头一回，写上了“工商”两个字！
这份岁账送进甘露殿的那一夜，李二召见了一个人。
不是大臣。
是太医署的署令，和医学院的两位博士。
“医学院的疗养院，”李二问，“都筹备妥了？”
“回陛下，云山的院舍，已经落成。首批入住的名册，臣等带来了。”
李二接过名册，翻开。名册上的名字，他一个一个看过去，看了很久。
名册的第一页，第一批的名字是：李靖。秦琼。程咬金。尉迟恭。
“传旨。”帝王合上名册，“云山疗养院，开院。”
“另，告诉那些老家伙们：朕让他们去云山，不是养老。”
“是让他们，教学生。”
旨意传出，太医署的署令领旨退下。走到殿门口，又被叫住。
“回来。”李二看着那份名册，忽然补了一句，“名册往后传抄各州。让天下的老卒、老兵，都知道：大唐的军中，打了一辈子仗的人，有个地方，养着。”
“伤了有人管，老了有人送。”
“朕的兵，才好世世代代为国效力！”
…………………………
贞观八年至十四年。长安，云山。
先补一笔旧事。
贞观八年，冬。颉利，薨于长安赐宅。
薨的那日，他照旧喂了马，午后又晒了半晌太阳，傍晚，坐在堂前，看着御笔的那四个字，无疾而终。府里的通译说，老可汗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草原话，是问当日的草料，可曾给马备足。
薨的那日，他照旧喂了马，午后又晒了半晌太阳，傍晚，坐在堂前，看着御笔的那四个字，无疾而终。府里的通译说，老可汗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草原话，是问当日的草料，可曾给马备足。
朝廷闻丧，辍朝一日，诏有司厚葬，依右卫大将军礼，赠官赐谥，陪葬昭陵之侧。
出殡那日，长安的百姓，自发沿街相送。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骂。大家都还记得，渭水桥头的那个冬天，也都记得，顺天楼上那道出人意料的赦令。一座城，送一个已经结束了的时代的最后一面旗。
旧唐书后来记这一笔，只用了两行：
“颉利，贞观八年，薨于长安。唐廷以礼葬之。”
体面的大可汗，至死，体面。
他葬下的那日，归附的草原部众，自发来了几百人，在墓前按照草原的规矩，各敬了一碗马奶酒。有个白发的老牧人，敬完酒，跟同伴说：“骂了他一辈子。可如今想想，他在长安活着，咱们在草原，才太平了这些年。”
“走了也好。”老人望着那座新坟，“一个时代，跟着他，埋进去了。”
这笔旧事补过，再说云山。
云山这几年，成了天下读书人嘴边最热的一个地名。
从前，人们说云山，说的是炎黄书院，工学圣地。天下的算学、格物、工学，最好的先生、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工学技术，都在这座山上。各州县的学子，千里迢迢来投考，考不上的，就在山下租屋住下，来年再考，山下的客栈，一年比一年多。
客栈的掌柜们，还给这些落第不走的学子起了个诨名，“云山钉子”。钉子们白日蹭书院的公开课，夜里在客栈的灯下苦读，次年再考。有考了四年才考上的，放榜那日，在山门上，嚎啕大哭；掌柜的带着全客栈的人，在山下放了一挂爆竹，比中了进士还热闹。
而贞观二年之后，云山多了第二张名片，医学。
这一年，医学院在云山正式建院。孙思邈牵头，太医署的博士、民间的圣手，济济一堂。医学院立院的三条章程，刻在院门的石碑上：
一曰“习学以新”，解剖、病理、防疫之学，与旧学并授；
二曰“治病以众”，学生须入义诊，习治穷苦；
三曰“传艺以广”，每岁毕业生，遣赴诸州，办医馆，带弟子。
第三条，是医学院真正的野心。它不打算把好大夫圈在长安，它要把“会治病的人”，撒到全天下。
十年之间，医学院的毕业生，一批一批出山。他们带出去的不只是医术，还有一整套的章程，各州仿照书院义诊的路子，官府出面，乡贤出资，“大唐联合医馆”在天下各州迅速扩建。到贞观十四年，联合医馆，天下已建三百余座。
三百座医馆，意味着什么？